笔者相信，基于张海超的名人效应，这桩纠纷肯定又会得到中国式的特事特办。
如周永坤先生认为，宪法基本权利不仅具有直接针对公权力效力，也具有直接针对私人之间的效力。因此，在必要时，人民法院适用宪法的相关条款作为裁判的依据，也是可行的，特别是补漏式的宪法司法适用，即，在没有相关立法时，法院可适用宪法条款进行裁判，并不需要等待立法机关进行相关立法后才能适用。
就基本权利功能而言，近代以来宪法都强调基本权利主要功能是针对国家的，防御国家权力的，表现为国家的不作为，如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权利，主要是指国家不得剥夺、限制个人的言论自由，也就是说，基本权利的效力的实现不仅不需要立法来适用，在本质上还反对对其立法，仅有宪法相关规定本身就足够了，如果宪法本身没有作限制，那么，这个权利就是绝对的、无边界的。这被许多国家的宪政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比如在美国和德国，正是由于司法机关[包括普通法院或专门的宪法法院]的活动，才使宪法从死的文本走向活的实践，从而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然，宪法明确授予某一机关拥有某项权力，并不意味着明确排除其他机关不能拥有同样的权力。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由普通法院或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都是比较成功和可行的做法。当然，从理论上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适用体制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其理论本身就是存在着悖论的，即掌握宪法适用权的那个机关始终存在着超越于宪法之上的可能。
胡锦光教授在早前讨论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问题时，就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了宪法的适用性的概念。[12]汪全胜，《司法解释正当性的困境及出路》，北京：《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33页。从1982年到现在，无论是立法机关的数量还是机关性质，从中央到地方行政立法授权行为在实践中未曾中断，导致行政立法权主体不断扩张：一方面，在中央层面，享有规章制定权的国务院各部委在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法规规章备案规定》第2条第2款中被改成了部门，并为2000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继续沿用，这就将规章制定权主体扩张到非部委、并直至属于国务院各部门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以及部分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
第二，应当明确行政立法权的授权范围。自1980年以来，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数量一直在增加，使它们因为国务院的认定，获得了规章制定权，这实际上是一种由国务院行使立法授权的过程。第二，行政法律规范名称应当统一适用。引用请以正式发表版本为准。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行政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的问题以及执法过程中出现的法律冲突，大都是在诉讼过程中被发现或当事人诉诸法院请求给予解决后才被发现的。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和法律最高解释权主体和监督权主体，应当强化它对行政立法权与行政法律规范实施过程的合法性审查和监督。
2000年《立法法》则再次认可了这种规定，将规章分类界定为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二） 明确权利关系行政法律规范容易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与地方权利关系俗称事权划分不清。中央和地方立法授权对象的扩张，还表现在使用较大的市这个非规范的概念。2. 历史原因导致区际法律冲突区际法律冲突在世界上其它国家中并不鲜见，像我国这样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法律冲突则绝无仅有。
但缘起更侧重于法律规范冲突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根源所在等，专指导致立法者制造文本冲突的缘由。第四，原则上应当禁止转授权。其次，《宪法》只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分别作出了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授权。第二，无论是新旧行政法律规范都未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另一类则是立法技术的粗疏，法律规范名称的不统一，法律概念的内涵不稳定，上位立法过于刚性。（五） 构建权威的冲突解决机制从以下两方面着手构建权威的冲突解决机制：一方面，统一规范解释规则，并由专门的、中立的机关行使规范冲突的解释权。
第三，由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成熟一个，出台一个的分别立法、多头立法的立法方式，导致了法律制定和修改缺乏协调性和统一性，从而形成了法律冲突。进入专题： 行政法律规范冲突 。
从我国行政法律规范的整个实现过程来看，冲突可能发生在各个环节。所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关系，明确划分两者的权力范围，是减少行政法律规范冲突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但是，我国法律对于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称呼并不一致。在一些地方，房屋最高补偿标准每平方米仅为400元，农民一处房屋不如城市一个厕所值钱。农村的房屋也是受《物权法》保护的私有财产，其地位与城市房屋不应有差别，在征收实践中对城市房屋和农村房屋也应一视同仁。
(16)这已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也是导致恶性事件频发的原因。从这一规定可知，土地补偿费实质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
④孙毅、申建平：《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256页。可见，国家已经将征地制度改革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
也就是说，安置补助费原则上支付给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是独立于所有权而存在的一种独立的权利，理应获得单独的补偿。
并且，由于宅基地使用权原始取得具有无偿性特征，因此有学者认为，宅基地使用权若为无偿取得，则其价值被土地所有权吸收，征收集体土地时，宅基地使用权的终止本身无需补偿。征收集体土地只是地方政府达到目的的必要手段，消除集体土地所有权上的法律负担才是集体土地征收的根本所在。如果土地不被征收，农民可以在集体土地上继续承包经营直至期限届满。作者简介：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其次，如果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费理论上应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提前终止致使承包人的预期利益损失为计算标准，不应统一规定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⑩显而易见，此处所用转让一词应指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具体到集体土地征收，则指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移转。
农村村民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基本上是无偿的，或者只交纳了很少的费用，我国法律之所以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无偿分配，学界通说认为其原因在于宅基地使用权所具有较强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性质。(11)基于此，集体土地所有权因政府征收发生的移转，完全可纳入《物权法》所规定的转让。
这种规定属于违反原则的例外，应有充分的理由，但目前立法机关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13)高富平：《土地使用权和用益物权——我国不动产物权体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2页。
也正因如此，住房在农民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17)韩世远：宅基地的立法问题——兼析物权法草案第十三章宅基地使用权，《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5期。但问题是《物权法》第42条规定中的哪一部分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呢？对此，有学者认为，比较《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在实践中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只可能包含在安置补助费中。其二，农民迁移他处，放弃原处宅基地。
再次，作为农民私产的宅基地使用权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如果说征收城市房屋是为了按照新的规划对土地予以整理和再开发。
⑨但是我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明确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于是，部分村干部与奸商勾结，将农地以私下交易的方式转让给开发商，有的甚至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出售。
不仅补偿标准过低，而且补偿范围过窄，一是根本不考虑农村房屋所占的庭院、空地等附属设施，农村房屋不同于城市房屋，庭院有无及庭院的大小，会对房屋的居住质量和经济价值的实现有很大影响。因此，将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纳入征地补偿的范围既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遏制政府滥用征收权的需要。
